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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紀80年代末，波蘭格但斯克，波蘭團結工會領導者瓦文薩（左）與美國總統布什參加集會。圖視覺中國2014年11月，捷克首都布拉格舉行了戴面具的游行活動，以紀念本國民主革命成功。《回訪歷史:新東歐之旅》作者：伊娃·霍夫曼譯者：胡洲賢版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9月《二手時間》作者：（白俄）S.A.阿列克謝耶維奇譯者：呂寧思版本：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一部訪問于1991年到2012年間的俄羅斯口述史，講述了在歷史轉型的關鍵時刻俄羅斯普通人的夢想與痛苦。　　作為一個作家和新聞記者，抓住某個時間節點進行采訪，往往是出于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職業敏感，1990年至1991年，當《紐約時報》編輯伊娃·霍夫曼兩次走訪波蘭、捷克斯洛伐克、匈牙利、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時，她知道自己正面對一個機會，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視著東歐。那里，歷史正在發生。　　但她由此寫就的《回訪歷史：新東歐之旅》，不是一篇新聞報道，而是一部私人游記。從波羅的海到黑海，作者在各國的旅行中通過朋友與當地人交談，記錄下個人感受，就像奈保爾在伊朗等國、艾瑪·拉金在緬甸的旅行一樣。不同的是，作者與東歐有著情感上的聯結，她出生在波蘭，在那里接受了童年教育，她熱愛那片土地，希望在熟悉的東歐消失前重新認識它。這本書就是通過她的印象和見聞，勾畫出正處于變化中的東歐圖景，那是“另一個歐洲”的“二手時間”。　　一　　作者的優勢在于，她有著《紐約時報》的名頭，可以接觸到許多重要人士。在她的筆下，出現了波蘭的瓦文薩、米奇尼克，捷克的哈維爾、克里瑪，匈牙利的康拉德、哈拉茲提等著名人物。這些人物早已為外界所熟悉，將他們的故事串連起來，就是一部剛剛過去的歷史。　　不過，作者似乎無意像歷史學家那樣敘述往事，她的眼光主要還是落在普通人身上，通過他們的講述，展示個人的經歷。她發現人們的臉上露著信任和坦率，不再互不相視。在過去，東歐人在街上相遇，眼光常常是盯著地上，如今他們已經有了言論自由，終于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說出真話了。　　在許多西方人眼中，東歐從來都是一個他者，是“另一個歐洲”。過去的西方觀察者在游記中往往都會隱含著一個“我們”與“他們”的對立，隔著重重鐵幕，東歐要么是理想的烏托邦，要么是令人窒息的壓制社會。作者在東歐同樣發現了“我們”與“他們”，但那是在東歐各國內部的劃線，“他們”是從前的執政者，“我們”是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，這個對立構成了幾十年東歐的歷史。　　每一個新時代的開始，都需要重新審視它的過去，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東歐各國的大清洗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，1968年捷克的“布拉格之春”，1981年的波蘭軍管，都在東歐人心里留下了創傷記憶。劇變后，公眾急切地盼望還原歷史真相，最熱門的出版物大都是紀實性作品，包括重要事件的記錄、個人受難的傳記、前統治者的回憶，甚至從前貴族的回憶錄。　　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匈牙利的瓦沙爾海伊曾是1956年起義的主要人物，起義失敗后他被判五年監禁，其中有一年半時間是單獨關押，獄友中有四名遭到處決，三個是他的大學好友。在監獄中，瓦沙爾海伊讀完了全套法國文學作品，出獄后一直在一家農業合作社當工人。瓦沙爾海伊最感自豪的是，他曾負責安排納吉的國葬儀式，并擔任了歷史公正委員會的主席。談起過去，他并沒有多少積恨，只希望剩下的歲月能安靜地度過，畢竟歷史的真相已經大白。　　在波蘭，第一位民選總理馬佐維雅茨基則希望在過去與今天之間劃一條“粗線”，以便整個社會能向前看。事實上，波蘭的“我們”與“他們”并非全然黑白分明，而是充滿反諷的理想主義。許多像米奇尼克那樣的異議知識分子，都是出身高級官員家庭，他們反感不平等的特權，同情勞工階層，其思想根源恰恰是來自當局的正統教育，而且一旦做出選擇，他們也像父輩當年一樣充滿犧牲精神。　　對于《選舉日報》主編海倫娜來說，她當初的反抗僅僅是為了不說謊言，不愿過雙重生活。六十年代末期，她和她兄弟都參加了抗議活動，他們的父親身居高位，卻拒絕帶頭清算自己的兒女，反而為他們擁有理想而感到驕傲。另一個異議者瑪爾塔也是高官子女，在她坐牢時，總理親自寫信給她，聲稱只要她發表聲明就可以得到釋放，但她父親卻勸她為了尊嚴而拒絕這種恩惠。對于他們的父母來說，自己一生都信奉啟蒙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，為了平等的理想出生入死，現在他們的孩子也為了同樣的理想而坐牢。　　海倫娜在七十年代末參加了“勞工保護委員會”，1981年實行軍管法后，她不得不東躲西藏，睡在陌生的普通人的房間里。對于作者要不要付房租的問話，她感到十分驚訝：“那是美國人才會問的問題。這里沒有人會考慮這種問題。”在那個年代，正是許多普通波蘭人保護了那些異議者。這與波蘭天主教會的巨大影響有關，幾十年來波蘭人對宗教的虔敬一直沒有被摧毀，當格但斯克的工人轉入地下時，他們選擇在教堂里開會，因為他們知道告密者不會到圣殿來。　　捷克人遭受的壓制卻要嚴重得多，翻譯家安娜的經歷很有代表性，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作家格魯沙，第二任丈夫是格魯沙的辯護律師，第三任丈夫是地下刊物的編輯。她父親是早期捷共黨員，二戰后在查理大學任教，后來受到斯蘭斯基案的牽連被捕。她還記得，當父親獲釋回到家中，全家人都感到萬分幸福。在“布拉格之春”中，她父親擔任作協主席，支持改革，事后父母移民國外，安娜本人也失去工作，在一家服裝店當助理，街上遇到的朋友都裝作不認識她，她成為“內部移民”，很少與他人來往。對安娜來說，脫離體制未必是一件壞事，她不需要參加官方組織的公共生活，不需要告密，這反而成為一種自我保護。　　東歐人多年來必須經常做出道德上的困難選擇，在會議上舉手贊成把某個人驅逐出集體，告發自己的鄰居，作者寫道：“人性在東歐似乎顯得更加強烈，因為在這樣的壓力下，塑形更強烈，畸形也更強烈。”普通人的心理往往是自利的，這個政權哪怕只存在五年，服從它對自己也沒有任何壞處。匈牙利學者彼德曾長期被監控，他知道鄰居就是告密者，奉命監聽他的一言一行。想不到鄰居居然也坦率地向他承認了，似乎這樣就可以放下自己的心理包袱，不過鄰居很快又開始了對他的監聽。劇變后，彼德恢復了名譽，鄰居又像無事一般來請求他幫忙，希望要回很早以前被沒收的家產。　　生活中總是充滿了戲劇性，曾經有一個受害者在劇院門口遇到打過她的警察，那個警察友善地對她說：“我只是奉命行事。”她回答道：“但你也不需要那么用力打啊！”說完后，倆人便一起走進劇院，仿佛什麼事都沒有發生。長期自覺地服從體制，使人們不知道如何正視自己過去的雙重生活，也很難去評判那些作惡者。因此，當社會轉型后，許多人為了躲避道德拷問，寧愿選擇遺忘。作者就此寫道：“東歐人或許也學習到，在他們深刻體會到遺忘太多所帶來的危機之后，太多的記憶同樣也會帶來莫大的危機。”但問題是，東歐的道德危機并非始于今日，它實際上早已經發生了。　　二　　抗爭與背叛的場景終于落幕，多元的訴求和分歧開始產生，轉型后的東歐仿佛是不同的時代混合在一起，美麗卻污染的自然環境，古老卻失修的城市街道和住宅，以及物質的匱乏和富裕的炫耀。面對新的時代，東歐人仿佛處在過去與未來之間，既懷著變革的興奮，又充滿變革的惶惑，他們急于改變，卻不知道如何開始。　　社會上一下子涌現出各種力量和觀點，街頭、電視上每天都在上演激烈的辯論，市場經濟和混合式經濟，保守主義和進步主義，反猶主義和反反猶主義，民族主義和多元主義。在波蘭，昔日的皇冠重新被涂到國徽的老鷹標志上，街道和住邸改回原來的名字，二戰期間的總統畢蘇斯基又受到民眾的崇敬。在捷克，報紙上不斷提到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馬薩里克的名字，緬懷“布拉格之春”的理想。在羅馬尼亞，有人希望國王回來，重建君主立憲制，當然也有人堅決反對。　　如今人們可以公開談論民主、自由和正義的轉型，在各種會議中探討民主的代價和缺陷，以及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。這就是民主，也是人性的真實表現。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表達觀點，而不用再擔心受到迫害。生活固然艱辛，但已經呈現出多樣化，可以有悲傷的眼淚，也可以有開懷的笑聲。　　經過戰后幾十年的計劃經濟，東歐人的生活水平已經全面落后于西方，華沙公寓里的自來水不能喝，電話也很難接通。城市的建筑是灰色的，表現出舊制度的美學，以防止繽紛的色彩喚醒人的欲望。布加勒斯特的街上沒有路燈，周圍住宅也沒有電。當年，齊奧塞斯庫為了免于負債，切斷了城市街區的暖氣，導致許多老人凍死。為了實行他那些宏偉的建筑計劃，他夷平了整個村莊和市鎮，留下大片塵土飛揚的曠地。　　“邁向歐洲”成為東歐人的口號，“歐洲”意味著自由市場、社會公正和多元化，意味著告別匱乏的過去。街道上除了古老的手工藝品，出現了麥當勞、阿迪達斯專賣店、脫衣舞夜總會。多數人都想做生意，在最先發財的人群中，人人渴望成功，毫不掩飾自己的物質欲望。在作者眼里，這種不加掩飾的欲望充滿活力，尚未變得像西方那樣頹廢。　　很顯然，東歐人即將失去他們熟悉的生活，休克療法造成大量失業，老年人的退休金減少，通貨膨脹使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。許多人坐在人行道上，旁邊牌子上寫著無家可歸，吸毒者裝成窮人，伸手向路人要錢。在捷克，人們對私有化抱著消極態度，經濟體制改革受到抵制，民眾害怕失業，他們已經習慣了從前那套制度，如今要自己承擔責任，而他們并沒有做好準備。　　波蘭人則沒有那么驚慌，有的城里人甚至開始到農村去購買私有土地。雖然日子仍舊過得不好，但許多人認為，大家都在一條船上，總要撐過去，他們曾不斷反抗，不能否定自己奮斗的結果。對于各種新的規章制度，人們幽默地把它稱作是“民主的官僚主義”。由于沒有了政府補貼，格但斯克造船廠已沒有往日的繁忙景象，而是顯得衰落，但工人們意識到現在是在為自己工作，反而變得更加努力。　　相比之下，匈牙利推行自由市場要順利得多，舊體制一直在進行經濟改革，盡管受到保守派的不斷阻撓，但在七十年代就已經出現了“第二經濟”，當時有8.4萬個私人企業，滿足了60%的社會服務需求。因此，當社會實現轉型后，匈牙利人顯得更勤奮，更具有市場眼光。有的人通過白手起家，很快在商業上獲得成功，成為腰纏萬貫的富人，住在豪華的別墅里。但是，對多數人來說，整體的生活水平仍然有所下降。　　對于改革的前景和物質的匱乏，普通民眾顯得憂心忡忡，他們必須適應新的生活方式，給自己尋找一個堅持下去的理由。波蘭人說：“總有辦法熬過這一關。”匈牙利人說：“什麼都沒有改變。”羅馬尼亞人說：“我們還沒有準備好。我們不懂民主。”保加利亞人說：“我們要開始過苦日子了。”公眾的心理預期值總是很高，想一下子就完成所有的事情，一下子就變得像西方人一樣富裕。正如一個保加利亞女性所說，人們就像手中抱著一堆西瓜，結果全滾到地上去了。　　但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劇變前的制度，正如一個保加利亞出租車司機所言，他對舊制度不滿，是“因為對所有文明的問題，它都限定了答案”。羅馬尼亞一位前領導人談到制度與人性的沖突時說，五十年代初的內部清洗，每個受害者也都曾經是迫害者，結果摧毀了傳統的社會道德，當一個人被指控時，他往往就從英雄轉為懦夫，承認莫須有的罪名。這些老一輩的執政黨員仍然堅持從前的理想，不過就像海倫娜父親所說：“我絕不會再用武力強迫任何人快樂了。”　　許多當年的反抗者同樣難以適應新時代，不愿承認道德力量必須讓位于實際政治，如波蘭的米奇尼克、捷克的哈維爾、匈牙利的康拉德、哈拉茲提等人都非常反感議會里的利益沖突和爭吵不休，但年輕一代卻對此覺得很正常，他們熟悉托克維爾、洛克、密爾、諾齊克和羅爾斯等人的著作，并且認為老一輩異議者的知識已經過時，一位匈牙利青年人對作者說：“我們才是他們的導師。我們有法律架構。我們可以在他們之間扮演協調者——到80年代中期，他們就已經開始吵架了。”　　在新的時代，政治正在走向實際，不再具有殘忍和神圣的元素。在作者看來，由于經歷過狂熱信仰和毫無信仰的年代，東歐的年輕一代身上帶有懷疑主義的色彩，這與其說是一個信念，不如說是一種制衡的行為，企圖將希望的力量與合理期待的謙遜結合起來。　　三　　作者在游歷中接觸的人更多是作家，正是這些作家促成了東歐的劇變，但他們卻沒有料到迎來的是一個自己不熟悉的世界。作家們照常聚會，談論時事，抨擊現實，回憶地下生活和坐牢往事。在某種程度上，他們當年的反抗其實是美學的反抗，展覽館展出的舊時代作品表現出他們曾經反對的藝術品位，在一幅油畫上，一個年輕士兵正在朗讀一份宣言，全家人聚在一個小房間里凝神傾聽，崇敬地仰望著這位朗讀者。　　東歐正在重估文學和藝術的價值。當年，波蘭和匈牙利作家的寫作往往是采用文字游戲和隱喻，雖然作品能夠出版，但同時卻也形成了語言的雙重性，讀者不知道他們在寫些什麼，不知道作者內心真正在想什麼，而捷克卻連這種隱喻的空間都沒有，所以作家們只能搞地下文學，因為不指望出版，反而獲得了某種自由。　　然而，當東歐作家可以真正自由地寫作和出版作品時，他們卻發現自己陷入了迷茫。書店里一下子出現了各種通俗讀物，擺滿明星自傳、色情作品和烹飪等書。作家們開會時也越來越多地談論生意，他們請人來講解自由市場的出版業規則，因為他們不清楚現在是按頁計算稿酬，還是按照別的什麼方式。有一點是清楚的，大家都意識到嚴肅文學不會再有銷路，將會由市場來評判作家，而不是由政府豢養作家。　　匈牙利的加博爾夫婦是猶太人，曾遭受納粹迫害和五十年代的清洗，參加過1956年起義，為此夫婦倆都曾長期失業。如今加博爾任職于一家文學雜志社，妻子安娜在一家女性雜志社工作，由于必須考慮大眾口味，她采訪作家康拉德的書因商業性不強竟不能出版，為此她很憂心文化價值遭到摒棄，就像她丈夫加博爾所說，一切都更不確定，以前知道墻壁在那兒，現在卻不知道要去推什麼。　　羅馬尼亞的老一輩作家同樣面臨文學商業化的問題。過去，文學必須歌頌當局，現在可以自由地寫作了，作家們卻不知道如何寫。相比之下，年輕一代作家卻充滿了自信，有個叫揚安的作家說，在齊奧塞斯庫時代，他們有個地下文學團體，悄悄閱讀到手的每一部西方現代文學作品。他們決心與最近的文學傳統切割，因為老一輩作家“總是在遷就檢查制度寫作。總有一種面紗，一層帷幕，掩蓋在他們所寫的所有文句之上”。他們已經習慣了謊言，從來沒有真實地反映現實，所以年輕一代的信條是：“拒絕暗示手法，拒絕偽裝掩飾。”重要的是，新的文學要有想象力和風格，還要有思想。　　如今東歐文學已經告別道德反抗的時代，擺脫了審查制度后，作家們將會創造出什麼樣的藝術作品？歸根到底，當東歐作家意識到創作的真正意義時，就像伏爾泰所說，他們必須耕耘自己的花園。　　此書作者本人就是一個作家，書中對人物和環境有許多細膩刻畫，表現出獨具特色的觀察和感受。作者沒有像從前的西方作家或記者那樣，去東方尋找西方的未來，而是想要去尋找東方的未來。那里“未來”的愿景正在取代“過去”的生活，但還是保留了“過去”的許多民族特性。閱讀此書，讀者仿佛能感受到波蘭人的沉重、捷克人的保守、匈牙利人的開通、羅馬尼亞人的陰郁和保加利亞人的輕松。　　或許與波、匈、捷相比，外界對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了解要少得多，因而作者的描述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。她在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之行，就像是一次黑夜中的冒險。那里不僅流傳著古代吸血鬼的故事，歷史上的公國統治手段也極為殘酷。居民把自己稱作是東方人，鄉村木屋前的門廊代表著從生到死的通道，隱喻一個人應以寧靜的心態去看待死亡。墓園里的十字架上繪有死者生前的場景，被稱作“快樂墓園”，似乎是在表明生命短暫，因而不必在乎人世的黑暗。　　羅馬尼亞有一首古老的敘事詩，講述兩個牧羊人密謀殺害另一個人，那個人知道后決定安詳地把自己獻給璀璨的星空，這是一個背叛和分裂的故事，但羅馬尼亞人從中看到的卻是平靜接受無常和死亡。這個矛盾體現了一種暴力與溫順的結合，人們在談論現實時，通常都帶著人生無常的宿命口吻，反映出這個國家壓制多于自由的歷史。當時，羅馬尼亞剛剛發生劇變，一切都處在混亂不定的形勢之中，人們對此表現出興奮、恐懼和緊張，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擁有自由，但他們相信，正如一個民間故事所昭示的：“生命都有自己的命運，以及萬物都各有其自由。”　　保加利亞人對民主政治具有一種可愛的單純看法，新任總統的顧問德揚對作者說，做政治人物的顧問就應當領薪水，這代表自己的道德中立，沒有被收買。他們心目中的政治人物應當是有道德責任感的，追求權力是為了造福人民，而不是為了滿足個人野心。這也是東歐許多家庭兩代人共同的反思，依據道德信條采取行動，承受自己思考的結果。　　幾十年的經歷使得東歐人不信任權力，對于有機構請西方人來為選舉提供咨詢，強調塑造候選人的公眾形象，一個保加利亞學者覺得好笑，他認為東歐人已經厭倦了謊言，他們想要真實的東西，想要真誠。因此，當有人坦率地問作者，她是來辦正事還是純粹享樂時，她感到了一絲尷尬。畢竟，無論她如何熱愛這片土地，她終究只是一個外國觀察者，不是他們中的一分子。這是一個愉快的尷尬，長期被壓制的東歐人終于有了表達真話的權利。　　東歐的重生看上去充滿活力，它正在“邁向歐洲”，或許也包括西方的浮華。不過，多數東歐人仍然相信倫理價值在生活中的重要性，重視自己與他人、與世界真摯坦率的關系。在作者看來，如果東歐轉型在某種程度上是復古的革命，那它同時也是懷疑的革命，是祛除了天啟希望的革命。那里正在進行一場新的實驗，從碎片中重新定義，它或許將促使現代人重新思考這個世界到底是什麼，人類想要世界包含什麼。　　自從霍夫曼此書出版后，又是二十多年過去了。波蘭、匈牙利和捷克早已成為發達國家，羅馬尼亞、保加利亞也已加入歐盟。當世界各地游客去東歐旅游時，古老的宮殿、城堡和教堂使他們感到著迷，那里的風情已經與西歐的城市和鄉村沒有兩樣，人們臉上顯出和平的神情。盡管對生活仍有許多不滿，甚至常有不同觀點的沖突，廣場上偶爾出現的示威活動就像是在享受娛樂。在那些想要在東歐尋找某種新東西的外國游人眼中，回歸生活的日常性，東歐變得平常，再也沒有令人激動的事件和人物。　　霍夫曼的文人式愿望沒有實現，東歐人雖然選擇了不同于從前的方式，但卻沒有采取不同于西方的方式，從而成為某種東西的先鋒。這樣的結果其實是可以預見的，理想與現實永遠都有距離，經歷了最美好理想的幻滅，東歐處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裂隙中，它的終點是無限。　　在某種程度上，這本書稱得上是一部杰出的散文作品。作者優美的文筆賦予這部游記很強的文學性，其中既有對事態的敏銳觀察，又有對歷史的熟悉把握，更有對人物景致的真切描述。作者采用夾敘夾議的方式，將游歷中的見聞和感受結合在一起，表現出人與人之間心靈的交流，既讓人了解到東歐的文化，又帶給讀者美的享受。　　需要指出的是，譯者胡洲賢是一位臺灣人，曾在美國進修翻譯，他本人也是一位作家，所以其譯筆堪稱通達優美，很好地傳達出了原作的文學意味。即使當作純粹的文學欣賞，這部游記散文也值得一讀。　　□景凱旋（南京大學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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